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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君三拜（第2页）

以前我也曾相信过“无事不可对人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越辩越明”、“勇于回答一切问题”、“真相终究大白于天下”之类的格言。等渐渐长大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心中最美的图像，就是那两个在恶评中断然离去的女子背影，婷婷袅袅；就是那一张在讥讽声中寂然沉默的男子脸庞，炉火灼灼；就是那一页页不约而同缴上去的空白考卷，一尘不染。

是的，高贵的离去，高贵的沉默，高贵的空白。

我也曾设想，当时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让周围很多无知的人醒悟：离去不仅仅是离去，沉默不仅仅是沉默，空白不仅仅是空白。但这很难，当“民间法庭”大行其道，各种判官大呼小叫，媒体舆论助纣为虐，如果发出另一种声音，顷刻就会被淹没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敢、充盈的道义，又全然不计利钝。

说到这里，我们已渐渐靠近了章培恒教授。

三

问题出在我身上。

我受那些“离去、沉默、空白”的图像影响太深，历来不愿意回答一切等级不对或来路不明的问题。近年来，文化传媒界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已经习惯于把提问的品格降到最低，并且口气狞厉变成逼问。后来，又把逼问变成了审判。我一如既往，连眼角也不会去扫一扫。据说，对我的逼问和审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折腾了八九轮，声势都很大，但我由于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完全置身局外。很多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见面后发现我居然一无所知，都大吃一惊。

但是，也有让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二〇〇三年，sars刚过，上海有一个姓金的人，声称从我的《文化苦旅》里“咬”出不少“文史差错”，便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立即进入亚洲畅销排行榜，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报刊热烈呼应，成了继sars之后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阅了那本书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差错”，如果不是故意编排，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请教我的问题，也不必由我亲自回答，我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都能轻松提供答案。可惜现在的报刊只要哄闹，不要答案。

按照惯例，我当然不理。但麻烦的是，《文化苦旅》中的很多文章早已选入两岸三地的大学、中学语文课本十余年，我怎么能让那么多教师、学生陷入困顿？而且，我这本书还有幸受到过当代诸多名家的褒奖和点评，例如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柏杨、潘受、欧阳子、余光中、蒋勋、冯牧，等等，有的还写了专著出版，我如果完全不理，好像连他们这些大学者也都有了“差错”嫌疑，那我又怎么对得起他们？

因此，看来还是需要简单回答几句。但在回答之前似乎应该粗粗了解一下，这个人是谁？从何而来？从事什么职业？

据传媒介绍，他是《辞海》的编写者。但显然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辞海》的编写者，又兼《辞海》正版形象代表，知道编写者名单。媒体又说，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咬文嚼字》编辑部的编辑。但上海文艺出版社说，他们没有这个职工。再问，终于知道是那个编辑部一个姓郝的人从外面“借”来的。外面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重庆市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马孟钰先生写来长信，凭借细致的词语分析，断言那个人在“文革”中一定担当过特殊角色。原上海师范学院的几个退休教师也联名来信，回顾了不寒而栗的往昔。我没有兴趣去查证，却知道了那人属于“来路不明”的范围。

那个姓郝的人，我倒是认识。正准备向他询问，他却主动找来了，但找的方式却非常奇特。照理他五分钟内就能联络到我，却不知为什么偏偏去找了我四十年前读大学时既不同班又不同年级的一位老同学，再请这位老同学找到我的小弟弟开的一家餐厅，委托小弟弟转交一张密封的纸条。纸条上写着，热切希望安排他、姓金的人和我三人见面，成就一个“美谈”。

我素以大胆著称，却也不敢参与这个“美谈”。

现在的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着精神结构的大转型，而阻碍转型的一个个泥坑却都振振有词地迷惑着人们。在八十多年前的上一次大转型中，鲁迅塑造过一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咬文嚼字专家”孔乙己，却又让他断足，让他死亡，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宣判。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闯将，远比孔乙己他们更有能力“咬文嚼字”，因此宣判得特别有力。现在，面对新一次转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对此，我颇感苍凉。中国当代文人，虽也缺少学问，却更缺少扶正祛邪、抗击媒体炒作的道义勇气。结果，攻击者、炒作者、旁观者一起构成了和谐默契，看似群鸦回翔，却是寒气砭骨。

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传来了嘣然响声，似有人拍案而起。

远远看去，那个拍案而起的人，有一系列很高的专业身份。例如，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是章培恒教授。

我记得有一位日本汉学家曾经说过：“章培恒教授是钱钟书先生之后最渊博的文史百科全书。”

——写到这里，我心中默念着“罪过、罪过”。何处闲汉在庙门外高声喧闹，本来让几个护院沙弥举着扫帚驱赶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惊动了巍峨法座上的大菩萨？他举起的，当然不是扫帚，而是禅杖。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九日，章培恒教授亲自撰写文章并在《文汇报》上刊出。他显然完全不知道那个姓金的人是谁，却通过实例解析作出判断，此人发表的“咬嚼”文章，本身就包含着“骇人的错误率”，有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教授还以实例进一步推断，此人连一些最基本的文史典籍的目录都没有翻过。

因此，章培恒教授得出明确的结论：此人对我的“咬嚼”，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造成这么大的恶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媒体的炒作”。

原来，他手上的“禅杖”是檀木镶铜，挺拔威严，在夕阳下幽光闪烁。

居然，连目录也没有翻过？连高中生也不如？怎么会是这样！很自然，我不能不联想到“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歹徒“考教授”的事件。但愿只是巧合，是我联想过度。

不管怎么说，章培恒教授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我作为当事人固然不能被他们缠进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缠”，中国文化真要被他们缠晕了。

我原来心中的三种高贵图像，那两个离去的女子，那一个沉默的男子，那一堆空白的考卷，应该有补充了。如果好人全然离去，全然沉默，全然空白，世界将会如何？

由于都发生在二〇〇三年，我立即想到了抗sars的英雄钟南山教授。他一次次勇敢地深入病区，直面病毒，最后终于带领着大家战胜了sars。如果他嫌弃病毒太卑微、太邪恶，不予理睬，那就不是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了。在他之后不久，就轮到了章培恒教授的深入。

遗憾的是，章培恒教授的运气远不及钟南山教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后，国内一百五十多家热烈传播了“咬嚼”事件的“涉案媒体”，却完全没有反应，毫无表情。因此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被“咬嚼”传染的读者，还没有被章教授治疗。

几年后，我与钟南山教授一起被一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得以相聚。钟南山教授对我说，他正在筹建一门“人文医学”，希望我参与。我说：“至少在目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需要获得医学的帮助，尤其在传染病的防治上。”

四

一百五十多家“涉案媒体”的统一表情，使那个姓金的人彻底放松。他竟然又伪造了一个事件，试图让章培恒教授与我对立起来。伪造什么呢？是说我写的《中国戏剧史》中有关洪昇生平的一段资料，“剽窃”了章培恒教授《洪昇年谱》中的相关内容。这一下，全国的报刊以北京的一家读书报、天津的一家文学刊物领头，又闹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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