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的启蒙书（第1页）
钱振锽著《名山小言》卷七中有一则云：
“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这一节话说得很好，也可以应用于学问方面，据我的意见还可改称为小乘的与大乘的，意思比较更为显明。大家知道佛教里有这一种区分，小乘的人志在自度，证得阿罗汉果，就算完事，大乘的乃是觉有情的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必须度尽众生自己才入涅槃。弄学问的人精进不懈，自修胜业，到得铁杵磨针，功行已满，豁然贯通，便是证了声闻缘觉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书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汉，有如富翁在家安坐纳福，即使未尝为富不仁，总之也是无益于世的东西。理想的学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胜业之后，再来帮助别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就是这个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不但竭尽心力著成专书，预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还要分出好些工夫来，写启蒙用的入门书，例如《说文释例》等书的著者王筠著有《文字蒙求》、《正字略》与《教童子法》，《说文通训定声》的著者朱骏声著有《六书假借经征》与《尚书古注便读》，此皆是大乘菩萨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前清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在家读经书习文字，只当作敲门之砖，考取后则专令做官，以多碰头少说话为原则，在此时代似乎学问是难望发达的了，可是事实上倒也还并不尽然。极少数的人高尚其志，不求闻达，以治学为事的也不是没有，此其一。秀才举人不能再上进，或以教职知县用，不很得意，拂袖归去，重理旧业，遂成专门之学，此其二。又或官高望重，无可再升，转而读书，炳烛之明，亦可得一二十年，宾客众多，资料易集，其成绩往往有可观者，此其三。在八股猖獗之世，整理国故的事业居然有相当成就，此在言近三百年来文化者无不予以承认，虽然别的方面成绩就都没有这样的好。民国成立以后，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科举制度代以学校，学问艺文应该大有进步了吧，然而不然。不，也不能说不发达，大概是学风改变了，据我看来似乎并不一定向着好的方面转。从前是先弄几年的经书文字，拿来弋官，做了官自然就与学问远离了，但如上文所说，也有一部分人从八股与官那边退回来的，即使是从中年或老年再弄起头，他却是切实的做下去，至于年寿尽为止。后来则是把弄学问放在前头，先进十五六年的学校，再在研究院提出论文，随后放到社会里去，大半还是做官，与民国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这样一去之后大抵不再回来的了。以经书文字做敲门砖，本来很是可笑，现在也还是敲门砖，不过是用各科学问与博士论文，这其间大概也说不出有什么高下，所不同的是以前以时文作砖，后来还或有机会回来做学问，现今则以学问作砖，放下之后便难得再拾起来了吧。本来只要学问能够发达，就是暂作敲门砖也无甚妨碍，可是比较起来不大上算，因为昔人后半生弄学问时间颇长，今人移在青年时代这几年里，不大充分，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事，中年晚年所做的是自己的事业，少有名利的关系，完成胜业固是好事，能够于人有益也是很好的，若是青年写博士研究论文，自然不能这么超然，其态度便难免是小乘的，实在也是莫怪的事。民国以来整理国故的成绩不能说不好，但其大部分恐怕多是博士论文的性质，要新奇可喜的主张或发见大抵不难，若是大部著作如《说文释例》的既不易得，至于《文字蒙求》似的启蒙小书，那是更难得有人肯做了。为什么呢，写这种小册可以说完全是利人的事，如写专门论著，只要所有知识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显得富丽堂皇，写启蒙书只有二分就够了，可是你还得准备十足的知识在那里，选择布置，更须多费气力，人家见了却并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无名少利，不是对于后辈真心关切的人，谁肯来干这些呆事呢。据鄙人的私见说来，这些新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很好的，但在现今国故整理尚未成功，古典不曾疏解明白，国学常识还未普及，只靠几位博士先生互相传观他们的新主张与发见，那还是不大够的，此外对于一般后辈的启蒙工作也实不可少，原典的校订注解，入门与工具书的编纂，都是极紧要的事，从前的事也就不算了吧，以后总不能再是这样懈怠下去了。但是，这事期待谁来做呢？我想这也并不太难。大乘的佛教岂不即是从小乘出来的么，这只在态度的一转变间罢了，正如主张为我的人假如想到“己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与尔犹彼也”，那么就会得把为我兼爱一以贯之，证了阿罗汉果，再去修菩萨行，不但不是难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说到这里，差不多我所想说的话已经完了，我的希望只是有人在学问方面做点兼爱的工作，于编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费点工夫替后辈写些适用的小书，虽未免稍为损己，却是大大的利人，功德无量也。这些是什么书呢，我也一时回答不来，还要请各部门的学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觉得国学常识总是必要的一种吧。这个名称恐怕定得有点不大恰当，难免有人误会以为与国粹有关，其实并不如此，我的意思只是说本国文化学术的大要，青年学生所应当知道的，简要的说一遍，算作常识的一部分，将来必要时会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国的事情多知道一点也总是好的。其次国史常识我也觉得很重要，这有如自己以及家里的过去的事情，好歹都须得知道个概要。各种古典与各项学问能够多方面介绍给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紧的事是设法引他入门，于他有益同时也要觉得有兴味。世间常有读经的呼声，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说话，现在谈到这些问题，似乎不无牵连，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说明。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为主，希望青年增进知识，修养情意，对于民族与人生多得理解，于持身涉世可以有用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则非小信的鄙人所知矣。窃观昔人论六经最好者莫过于清初的刘继庄，在所著《广阳杂记》卷二中有一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刘君此论极为明通，可谓能深知圣人之用心，此事原难能可贵，但说出却亦平常，无非是本于人情耳。如依据此意，欲使圣人六经之教宣明于世，办法亦殊简单，即照所说的那样，从唱歌看戏小说说书占卜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寻源，切实的做去，即是民生问题得了端绪，更不必再抱住刍狗不放了。刘继庄又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他能这样的了解，无怪其深许可金圣叹，圣叹还只是文人，以经书当文学看，与《水浒》《西厢》相并，继庄则更是经世家，以戏文小说当经书看，此深与鄙见相合，觉得须有此见识乃能与之谈经也。若如世俗之说，唯读经乃可以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辩，且尤畏祸，不想多说，但拟一问题甲曰，中国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问题乙曰，中国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识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总是一个“是”字，可是这里有一个矛盾。如乙说，老百姓既不识字，即稍识字也总不曾读过经，那么他们的心照例应该不正的，至少要比读书识字的士大夫坏得多，然而又如甲说，老百姓的行为也总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说还要胜过士大夫亦未可知。那么可见必读经而后人心乃正之说不见得是正确，无宁说是中国的人心本来就正，这从老百姓上边可以证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经或与经相合的道理，故能与圣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发动，无不中节。如此说法虽似未免稍近理想，却能使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奋发前进，比自认是一群猪猡须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挤前行者要好得多，且无人以呼喝鞭策者自居，此于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中国现今切要的事，还是如孔子遗训所说，乃是庶，富，教这三段，教与养算来是一与二之比，后之儒者舍养而言教，是犹褓母对于婴孩绝乳糜去襁褓，专以夏楚从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则愚矣。鄙人亦知读经如念佛，简单易行，世所尊敬，为自身计，提倡此道，最为得策，但无论如何，即使并无欺世愚民种种心计，亦总之是小乘法，不足听从。我们所期望者乃是舍己为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无用，但是语有之，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吾安知不旦暮遇之也。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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