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28日晚8点30分,夜色如墨,沉甸甸地压在新蒲岗制衣厂工人周忠明的肩头。他拖着仿佛灌了铅一般沉重的双腿,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天,从早上7点出门起,他已经在厂里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身体的每一处都在叫嚣着疲惫。而此刻,腹中的饥饿感更是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地袭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能赶紧回到位于深水埗荔枝角道的寓所,吃上一口妻子做的热饭。
当他走到家门口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悄然爬上心头。往常这个时候,屋里总是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妻子何宁芳那轻柔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她会一边准备着可口的饭菜,一边坐在沙发上收听广播节目。儿子周建强则会在电视机前,被节目里的内容逗得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然而今天,屋子却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鸦雀无声,甚至连灯都没有亮。难道母子俩这么早就睡了?周忠明心中疑惑,他掏出钥匙,缓缓打开了房门。
客厅里空荡荡的,毫无生气。他快步走向主卧和儿子的房间,却都没有看到妻子和儿子的身影。桌子上也是一片冷清,没有准备好的饭菜。周忠明眉头紧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早上出门上班前,妻子何宁芳说要带着儿子去石梨贝水塘晨跑。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他们并没有提到要去别的地方。何宁芳一向是个贤良顾家的女人,从来不会在晚饭时间连饭都不做就带着儿子外出。而儿子阿强,小小年纪却格外体贴孝顺,就算偶尔何宁芳有事不能及时赶回来,他也会主动为父亲做些简单的晚餐。可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被哪个亲友临时约出去了?但即便如此,也应该留个字条啊。
突然,周忠明想起早上出门前,妻子把一家三口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换洗了,当时因为儿子催着要和自己一起出门,何宁芳还说回来后再晾衣服。想到这儿,他急忙冲进浴室,一把打开洗衣机盖。只见那一家三口的衣服,还静静地浸泡在水里。这意味着,母子俩从早上7点出门晨跑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周忠明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心急如焚地拨通了十几位亲友的电话,声音因为焦急而微微颤抖。每一次电话那头传来否定的回答,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打完电话后,他又像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到附近的街坊邻居家挨家挨户地询问。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一天都未见到过两人”。
周忠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算晨跑时母子俩有人受伤住院了,也不可能不打电话让亲友或邻居转告自己啊。一整天都没有任何消息,他们肯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意外。晚上9点30分,周忠明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深水埗警署。
“阿sir,我老婆和孩子都失踪一天了,从早上七点去石梨贝水塘晨跑,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也没和任何人联系过,你们能……”周忠明的眼神中满是急切和无助。
“先登记一下基础资料吧。”接警的警员说道。
“我叫周忠明,今年50岁,家住九龙深水埗荔枝角319号四楼前座,是制衣厂裁剪工。我老婆名叫何宁芳,38岁,身高1米56,身材娇小。我儿子名叫周建强,16岁,身高1米71,身材消瘦,就读于半山区圣保罗中学。他们平常去晨跑就在石梨贝水塘附近……”周忠明快速地说着,仿佛说得快一些,就能让妻子和儿子更快地被找到。
“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没有携带什么物品?”警员继续问道。
“我老婆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西裤、黑胶鞋,手里还有一个买菜用的竹藤篮,因为她都习惯在回来的路上买菜,身上就带二三十元;儿子穿红白相间运动衫、白色短裤、白色运动鞋,还戴着一副眼镜,手上也戴着一块手表。”
“好,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警员说道。
“能不能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找找?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害怕真出了什么事,再迟点就更危险了,求求你们了……”周忠明几乎是在哀求。
看着眼前这位心急如焚的男人,接警的陈警员心生怜悯,他叫上另外4位警员,一行几人分乘两辆警车,朝着石梨贝水塘的方向疾驰而去。
石梨贝水塘附近一片漆黑,当年这里并没有路灯。六人分成两组,先绕着水塘小心翼翼地分头搜索了一圈。随后,他们又沿着大埔道公路往北搜索。时间在紧张的搜寻中悄然流逝,3个小时过去了,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可他们依旧没有看到母子俩的身影。几位警员虽然对周忠明充满同情,但也只能无奈地安慰了他几句,然后载着他回到了警局。
周忠明回到自家寓所后,像个失去灵魂的木偶一样,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毫无睡意。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妻子和儿子的面容,各种可怕的念头如鬼魅般缠绕着他。直到天蒙蒙亮,他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敲响了邻居家的房门,请求大家一起帮忙寻找。
10月29日早上7点,周忠明带着二十余位亲邻来到了水塘附近。人多力量大,他们决定以水塘为中心,分成6组人向外扩散寻找。大家都怀揣着一丝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然而,7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找到母子俩的踪迹,无论是活人还是尸体。
中午两点,周忠明失落地回到家吃了个午饭。一个小时后,他又带着新一批的亲友和同事,共计三十余人,再次按照上午的方式对水塘周围进行了一次更加彻底的“复查”。但结果依旧残酷,他们一无所获。
看着一天的苦寻无果,周忠明感觉自己的世界仿佛崩塌了。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的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绝望,像个孩子般躺在警局门口,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警方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给周忠明做了一次更加细致的笔录,并且天一亮就带着大队人马对水塘进行了第四次搜寻。同时,他们还将母子俩的照片、讯息刊登在香港的各大报纸上,呼吁市民提供线索。甚至港警九龙侦缉总部出动了直升机,在空中协助搜索。
然而,5天过去了,警方总计出动了700多人次警力、6架次直升机,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水塘西北半径1公里外的金山郊野公园,可母子俩依旧杳无音讯。
妻儿的失踪就像一把利刃,不断地刺痛着周忠明的心。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人迅速消瘦下去,头发也在一夜之间变白。可命运并没有放过他,在妻儿失踪10天后,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
1972年11月5日早上八点,驻守石梨贝水塘的水务署老技工孔初像往常一样外出巡逻。突然,一名女青年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她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你是这里的…水务么?有尸体…不得了了…有尸体,山上的密林中有尸体…”
“你确定是尸体?你看到了?在哪里?”孔初急忙问道。
“我没有…没有看到,但我肯定那一定是尸体,那腐臭味,就是死人发出来的,你有…有看过最近的新闻报道吗?就那对母子…那对失踪的母子,我怀疑就是他们…”女子的声音依然颤抖着。
“我当然知道,我还帮忙搜寻过,在哪个位置?走,你带我过去。”孔初边说边伸手去拉女子的手,准备朝她来的方向奔去。
“放开我,我可不去,我只是放假过来游玩的,要去你自己去,就在引水道小径向上走,快到5500尺路碑那里。”说完,女青年挣脱了孔初的手,朝着公路的方向跑去。
孔初犹豫了一下,5500尺路碑处距离自己所在的地方可不近,大概有2公里远,而且还要上山。要是自己一个人没找到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先去报警呢?可他又想到,回去报警再等警方过来,估计得要1个多小时后才能赶到。于是,他顾不得那么多了,急忙朝着女子指引的方向快步走去。幸运的是,刚走了不到5分钟,他就看到3位正在石梨贝附近调查母子失踪案的便衣。他立即将自己得知的情况汇报给三人,四人便沿着引水道朝目标处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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