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四十年前（第3页）

三、我成了另一个人

幸好，历史的力量并不单一。它可以产生反面的“生命化潜藏”，也可以引发正面的“生命化聚变”。因此，它的真相虽然可能被埋没，而它的真谛却不可能被毁灭。

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十月启动的文化重建工程，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文革”中的经历，在《筹不到了》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这儿需要补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与“造反派”的长期对抗，虽然在“文革”结束后成了全院教师连续多次推举我担任院长的主要原因，但我在当时的抗争并非出于政治判断，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既然爸爸被造反派关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无着，我就只能不计后果地进行反抗。在农场劳动时带头以身体堵住洪灾决口，至少有一半是绝望中的自沉，后被农民救起时我已完全冻僵。当时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已经看得很轻。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从农场劳役中返城，很快感受到气氛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复课、办学报、编教材。后来学院分配我参加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上海各高校《鲁迅传》编写小组，我在复旦大学看到各专业的教师们都伤痕累累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产生了“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复旦大学，我也发现了周恩来到上海来推动文化重建的原因。当时上海也很左，但复旦大学的造反等级，比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竟低得多了。我们教材编写组里的六位复旦同事，只防范着中文系里一位与造反派关系密切的教师好像叫吴中杰，没有第二位，可见造反势力不大。现在想来，连这位吴某某也未必算得上真正的造反派吧？

“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使我变得异常勇敢，甚至至今回想反倒有几分后怕。例如，《巴金百年》、《等不到了》中有记，我离开复旦大学后居然一个人赤手空拳，在当时中国第三号人物王洪文的喽啰们扬言要“砸烂”、“血洗”的一家低层次文学杂志前，与他们对峙了整整三个月。

又如，《欠君三拜》中有记，“文革”中被人视若政治图腾的那几台由江青等人打造的“革命样板戏”，各地都在狂热“移植”。本应成为“移植”中心的上海戏剧学院，在一九七一年复课后整整五年，居然没有一个专业把它们引入课堂，这里就隐藏着无数惊险的较量。后来我在灾难之后担任院长时，曾一再借此事向学生们论述，何为“文化气节”，何为“专业自尊”。

由于周恩来启动的文化重建对我那么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壮着胆子对抗“四人帮”的禁令，与静安区的赵纪锁先生一起，组织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引用了自己刚刚写出的两句诗：“千钧一发谢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现在看来说得太夸张了，但当时却是真心话。

追悼会后，我为了逃避追查，也为了拒绝当时人人必须表态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人隐潜到浙江山区，直到“四人帮”下台。

——做上面这些事情的最不容易之处，是我的父亲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计极端艰难，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遭来灭顶之灾。很多时候，我是边擦眼泪边挺身的。

灾难，既毁灭生命又造就生命。当灾难终于过去，我已经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四、每隔十年一大变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后，伟大的八十年代开始展现它的伟大。

那个年代还来不及创建什么成果，它的伟大体现在精神方面。浩劫的血泪还记忆犹新，人性、兽性、君子、小人的界限成为整个社会最敏感的共同防线。中国，第一次使诽谤者失去了市场，整个气氛一片高爽。

这正好对应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什么是伟大时代？那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我在这十年中，因几度民意测验的推举，从一个毫无官职的教师破格提升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又因为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被选为上海市中文学科兼艺术学科的教授评审组组长。

我评审教授的标准很严，而且特别防范“文革”中那些“特殊人物”投机入围。有很多次，所有的评委看到几个申报者的名字，一言不发，投票结果是零。我立即抽笔在每份申报表上写下大大的“未通过”三字，并签上自己的名。这三个字，包含着无数浩劫受难者的齐声呼喊，因此我写得很重，写得正气凛然。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二十年之后，我在上上下下的惊愕中彻底辞去了所有的职位，谢绝了提升为省部级高官的机会，独自跋涉荒原考察中华文化遗址。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外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包括大量恐怖主义横行地区，寻找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遗址，被国外媒体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这份勇敢，仍然来自于当年“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三十年之后，悲壮开始转向嬉闹和荒诞。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漫长时间导致了全民遗忘，而大量亲历者均已逐一离世。于是，一些躲藏了很多年的“特殊人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革灾难的生命化潜藏”，开始试探着重出江湖。江湖上，恰恰又重新出现了“一谣既出，万口起哄”、“一拳既出，立即走红”的民粹主义瘟疫。而且由于传媒的操弄，掀起了远超“文革”大字报的全国性痴狂。

那些“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为了报答我主持的教授评审对他们的否决，在侦知我绝无可能再返仕途之后，先唆使一个在“文革”中还只是婴儿的北大学生向我投污，很快他们自己就出来了。唯一能找到的“把柄”，是我参加过周恩来布置的教材编写，他们便把这种教材编写说成是“文革写作”，大加鞭挞。这正好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压抑已久的整人欲望，据杨长勋教授统计，这类文章全国至少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书籍出了十余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我本以为，一个中国文人平生能做的最大胆的事情，已经被我做完。没想到，天道垂顾，又让我霜鬓之年再度临阵。

他们估计，我一定会在全国那么多传媒的诽谤声中活活气死。但是，他们尽管在文章、书籍中写了几千、几万遍我的名字，却实在太不知道我是谁了。在年轻时候连王洪文的喽啰也不怕，连样板戏的霸权也不怕，连禁止开追悼会的命令也不怕的人，年长后连世界上最恐怖地区一一走遍了也不怕的人，还怕他们？

哈哈，他们！

当时的我，一直以自己的身子保护着有可能被误伤的人群，内心享受着一种“慈者大雄”的壮士感觉，非常痛快。

但是最近，英国爆发了《世界新闻报》事件，许多“传媒达人”纷纷入狱，我突然为不少中国传媒人担心起来。他们十余年来对我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比《世界新闻报》差，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哪一天被刑事警察一个个带走的情景。

因此，我要诚恳地向他们发出预警，而且要特别提醒两位南方报人：一位是广州《南方周末》的社长，不知大名；另一位是香港《苹果日报》的社长，我原来的文友，姑隐其名。因为有他在，我把提醒改为请教。稍待时日，我会再写一点文章，好好劝劝他们。

当然，我的提醒、请教、规劝，都出于自己被他们长期伤害后的修炼之路，因此写起来会比较诙谐。题目都想好了，叫《寻石之路》。今天就不写了，因为这个日子有点庄严。且把诙谐留给明天。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本文在《美文》杂志发表后，据一位朋友告诉我，朱永嘉先生在网络上撰文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说周恩来一九七一年的文化重建，都是遵从毛泽东以前的指示。

我原来只知道朱先生是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即全市文化教育系统）负责人，最近才从电视上知道，那些年他主要是在为毛泽东服务，为毛泽东注释、印行大量古文。他维护领袖的心情很可理解，但我必须说明，在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刻，毛泽东对教育文化的基本态度早已与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周恩来压力很大。

必须承认，在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之前，全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已经在整体上崩溃。我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过，“文革”中全国废学停课，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在非战争状态下唯一的一次。至今，因早年失学而终身哀叹的人，还大量存在，都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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