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屋

§向市长建言（第2页）

不少市长着急地“重建”或“修复”古迹，是为了推动旅游。但是，我曾当面询问过几位市长，如果有机会私人度假，你们会带着父母妻儿，专为某几个古迹到哪个城市住几天吗？为了一间清代书屋？为了一处东晋墓葬？市长们都摇头。于是我便追一句：既然市长自己也不会去，为什么会设想别人会来？

不错，世界上一些体量惊人的古迹会推动旅游，如万里长城、金字塔，但这是“重建”不出来的。目前世界上旅游最火爆的热点还是法国的地中海沿岸，我去过多次，没找到一处古迹。其实也有，被故意“忽略”了，好让各国并非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的普通旅游者能够尽心尽意地享受海风、碧波、白帆、美食。有人指责那里“没文化”吗？至今没有听到。

如果重要的文化遗迹正巧落到了哪位市长手上，又具备了修复的可能，那就要怀着虔诚之心隆重进行。我发觉在中国，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有大同的云冈石窟，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安阳的殷墟和成都的金沙遗址。

第三方面，大话地方特色。

大家都反对“百城一面”，当然就会企盼“地方特色”。

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特色”让人厌烦。因此，“百城一面”就更严重了。

市长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很多地方，是把贫困时期的生态弊病，当作了“地方特色”。

这一点，前些年最典型地体现在饮食文化上。例如，很多地方均自称“我们这儿的特色是味重”，其实就是投盐严重超量，其咸无比。这是贫困的遗留、前辈的苦难，过去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现在早已证明损害健康，根本不应该作为“地方特色”继续保持。这一点，近年有较大改变。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没有过去。

例如，很多地方把村寨歌舞和老人手艺当作文化主干，推介过度。其实，外来旅游者的掌声，主要出自礼貌。如果半强制性地让他们接受几小时这类表演，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一切美，在很大程度上由接受环境和接受方式决定。把那些在交通不便、时间停滞、信息全无的时代的审美方式，生硬地搬到今天，就会处处让人感到虚假和不耐烦。更何况，市长心里也知道，眼前很多“地方特色”，带有很大的游戏性质，不能过于认真。那两个被称之为“千年传统活化石”的老人，并不是来自于唐代，而是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刚刚出生，一直过着与同龄人一模一样的生活，前两年才留的胡子；那个被称之为“国粹泰斗”的女士，在“文革”中还是一名活跃的“红卫兵”，后来才学了一点戏。传媒因无聊、无知而乱加头衔，市长最好不要跟着说。

至于“大话地方特色”中的“大话”两字，更要略加收敛。很多地方的自我宣传话语，已经大得没边了。例如，“中国第一风情镇”、“亚洲首选垂钓岸”、“千古论道第一山”、“北方最佳饺子城”、“全球大枣集散地”……

据说很多市长还在召集文人设计更麻辣的宣传词，其实用不着了，因为大词已经被用完。西安的朋友说，没有西安就没有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一听稍有迟疑；武汉的朋友说，没有武汉就没有中国近代，一听略略皱眉；安徽的朋友说，没有安徽就没有北京，也没有京剧，也没有五四运动，也没有执政党，这一听就没有表情了；湖南的朋友口气更大一点，说长江、黄河，其实都只是湘江余波；河南的朋友轻轻一笑，问：黄帝的籍贯在哪里？夏、商、周的首都在哪里？中国的祖源在哪里？小一点的城市也不甘示弱，例如浙江的绍兴谦虚地说，我们没做过首都，也没做过省会，但从大禹陵、王羲之，到陆游、秋瑾、鲁迅，历来很难出第二流的人物……这样的例子可以一直举下去。

在这种“大话”系统里，又有不少市长在忙着写市歌、编市训。但我不禁要问，市歌编成了，让谁唱？外地人自然不会唱，那本市人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唱？到头来又有几个人会唱？市训如果也编成了，一般总是八个字或十六个字吧，到底会与其他城市有多少差别？为了显摆特殊，反而严重雷同，这是不是浪费得有点滑稽？

我想，堂堂市长，尽量不要去参与这种文字玩闹。鲁迅说过，为自己的地盘打造什么“十景”之类，是最无聊的文人们干的。实在没景了，也能凑出“荒路明月”、“小村老井”之类，听起来还很有诗意。我也无聊过，记得二十几年前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特别喜欢把学院简称为“上戏”，因为我们的对手中央戏剧学院的简称是“中戏”。一“上”一“中”，听着痛快。我还期待厦门也办一个戏剧学院，那就“上、中、下”系列齐全了。现在一想，当年怎么会如此孩子气？但说起来，二十几年前就是高校校长，我的官场资历一定高于今天的市长们，因此有资格劝说你们，不要在文字上玩得过分。

三

泼过了冷水，就该提一些正面建议了。

大家都会做的事情不必再提建议。例如，我相信各位市长对于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完善文化设施”、“举办文化活动”、“尊重文化人才”等方面都会做得很好。但是，还有两个环节有一定难度，容易缺漏，我要特别提醒。

这两个环节，一是公共审美，二是集体礼仪。下面分别说一说。

公共审美

城市文化的哲学本质，是一种密集空间里的心理共享。

城市的密集空间，在政治上促成了市民民主，在经济上促成了都市金融，而在文化上，则促成了公共审美。

欧洲的文化复兴，并没有出现什么思想家、哲学家，而只是几位公共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进行创作，造就了可以进行集体评判的广大市民，从而使城市走向文化自觉。

保护重大古迹，其实也在建立一种公共审美，使众多市民找到与古人“隔时共居”、与今人“同时共居”的时间造型和历史造型。由此，增加共同居住的理由和自尊。

公共审美的要求，使城市文化肩负了很多艰巨的具体任务。

这儿不妨作一个比较：在今天，我们可以不必理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各种作品，但对于建筑和街道来说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强制性的公共审美，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眼睛怎么也躲不过。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审美课堂，天天都在上课。如果“课本”优秀，那么全城的市民也就获得了一种正面的审美共识；如果相反，“课本”拙劣，那么一代代市民也就接受了丑的熏陶，一起蒙污，造成文化上的沦落。欧洲有的城市曾经判定丑陋建筑的设计师应负法律责任，就是考虑到这种躲不开的祸害。

很多市长常常把哪个画家、哪个诗人得了奖当作城市文化的大事。其实，那些得奖的作品未必是公共审美，而建筑、街道却是。因此，在城市文化中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尤其是建筑，一楼既立，百年不倒，它的设计等级，也就成了一个城市文化等级的代表，成了全城民众荣辱文野的标志。是功是罪，在此一举，拜托各位市长，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只要是公共审美，再小也不可轻视。例如我很看重街道间各种招牌上的书法，并把它看成是中国千年书法艺术在当代最普及的实现方式，比开办书法展、出版书法集更为重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闲逛时曾一再疑问：这些城市的书法家协会，为什么不在公共书法这样的大事上多做一点事呢？

除此之外，街道上的路灯、长椅、花坛、栏杆、垃圾桶等等，全都是公共审美的载体，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想想吧，我们花费不少经费举办的演唱晚会一夜即过，而这些元素却年年月月都安静地存在，与市民在构建着一种长久的相互适应。

这种相互适应一旦建立，市民们也就拥有了共同的审美基石。如果适应的是高等级，那么，对于低等级的街道就会产生不适应。这种适应和不适应，也就是城市美学的升级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中国旅游者曾经由衷赞叹过巴黎、罗马、佛罗伦萨、海德堡的建筑之美和街道之美，那就是在欣赏城市文化各项审美元素的高等级和谐。要做到“高等级和谐”很不容易，需要一些全方位的艺术家执掌。我们知道欧洲曾有不少大艺术家参与其事，其实中国唐代的长安、日本的京都也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我的好友陈逸飞先生生前曾参与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巨细靡遗的规划和设计，国内有几所美术学院的师生也做了类似的事情，那都为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切实贡献。在这方面，市长应该“退居二线”，不要成为“首席设计师”。

作为一种公共审美，城市文化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可视的。城市里各所大学、研究所里的学术成果，严格说来并不是城市文化，至多只能说是“城市里的文化”。城市文化以密集而稳固的全民共享性作为基础，因此也必须遵守其他文化不必遵守的规矩。

公共审美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规矩就是“免惊扰”。“惊扰”分两类，一类是内容上的惊扰，一类是形式上的惊扰。

何谓内容上的惊扰？由于是公共审美，审美者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以及带有各种精神倾向的人。因此必须把暴力、色情、恐怖、恶心的图像删除。上海一个现代派艺术家曾把一具仿造的骷髅悬挂在窗下，直对街道，这就对很多市民造成惊扰。同样，巨蟒、软虫、蜥蜴的巨幅视频也不能出现在闹市。过于暴露的性爱镜头出现在公共场所，也会使很多领着孩子的家长、扶着老人的晚辈尴尬。

何谓形式上的惊扰？那就是艳色灼目、厉声刺耳、广告堵眼、标语破景。有人说，这一切是“现代自由”。其实，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惊扰他人自由的自由。这就像在一个安静的住宅社区，半夜里突然响起了意大利男高音，虽然唱得很美却违反了现代公共空间的规矩。

现在中国城市间最常见的艳色、彩灯、大字、广告和标语，市长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只要多多游历就会懂得，这是低级社区的基本图像。就像一个男人穿着花格子西装、戴着未除商标的墨镜、又挂着粗亮的项链，很难让人尊敬。记得北京奥运会之前，按国际规则，一切与奥运无关的标语、广告都要清除。一清除，北京市民终于发现，自己的城市就像经过了沐浴梳洗，其实很美。因此奥运会过后，大家也不忍心再把那些东西挂上去了，除了少数偷偷摸摸的例外。

今天的天津中心城区，沿着海河竟然很难找到广告和标语，使我立即对它刮目相看。它因深谙公共审美的奥秘而快速走向高贵。

公共审美的“免惊扰”原则，必然会使一座城市在图像上删除繁冗，删除缤纷，删除怪异，走向简约，走向朴素，走向本真。到那时，你的市民又可以在白墙长巷里打伞听雨声了，又可以在深秋江堤边静坐数远帆了。你所选择的优秀建筑设计，也可以不受干扰、不被拥塞地呈现它们完整的线条了。

公共审美的最后标准，是融入自然。城市里如果有山有水，人们必须虔诚礼让，即所谓“显山露水”。这还不够，应该进一步让自然景物成为城市的主角和灵魂。不是让城市来装饰它们，而是让它们以野朴的本相契入城市精神。柏林的城中森林，伯尔尼不失土腥气的阿勒河，京都如海如潮的枫叶，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谦恭。这样，前面所说的“免惊扰”原则，有了更重要的含义，那就是，既是不惊扰市民，也是不惊扰自然。现在全球都在努力的节能、减排，是对两种“免惊扰”的共同遵守。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一书纪录了我与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生的一系列问答，其中我说：现在大家常常过于看重官场行政，其实千年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大于行政，文化大于经济，自然大于文化。我们不管什么职业，都是自然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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