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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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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无独有偶”。刑鸣吩咐导播播出一段事先准备的不足三分钟的视频——视频里是一个穿着星星图案连衣裙的七八岁女孩，正追扯着一位执法人员的裤管，频频哀求，嚎啕大哭。执法人员们手中搬抬着一台老旧的透析机，而女孩的母亲则束手束脚地站在女儿身旁，满面无奈悲伤。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发生于09年的江苏省太仓市，年近八岁的小星星患上了尿毒症，因无钱负担高昂的透析费用，她的单亲母亲自行购买了透析机、透析粉等设备与必需品，开设了一间自助透析室，不但为小星星透析，也给同样身患尿毒症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透析治疗，收取少量费用。小星星的母亲原想扩大透析室的影响，主动招来媒体，然而经媒体一番渲染报道，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的自助透析室却被依法取缔了。

人们看见，小女孩一路追着执法人员央求哭泣：求叔叔不要收走这个机器，没有它我和这里的叔叔阿姨们都会死的……

然后留下一张哭泣的脸孔作为最后定格的画面。

有些记者留下照片，有些记者拍下视频。事件一度引起轰动，也令《东方视界》演播厅现场的观众唏嘘不已，小星星的遭遇教人揪心，同时又无可奈何。

法律与人命摆放在天平两端，孰轻孰重。

“可能一部分观众还对这张照片留有印象。照片上是一个身患尿毒症的八岁女孩，因与病魔抗争乐观勇敢，这位女孩被网民亲切地称呼为‘小星星’。2009年9月，江苏太仓的民间自助透析室被依法取缔，小星星的母亲因‘非法行医罪’被捕；2014年7月，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网络人称‘药侠’的陆某被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案由为‘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两个案子看似相隔时间甚长，毫无关联，实际上却都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与司法律例的殊死博弈。尽管两个案子的当事人最后都免于起诉，但根据《宪法》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定义，像小星星这样的贫困患者有充分理由提出疑问：你们说公权权威不容置疑，那我的生命权谁来维护？”

刑鸣难得放缓主持语速，他目视众人，每个字都落地有声。嘉宾席上的药监局领导适时插话：“这种事情的发生，实际上也是一件很令人惋惜又无奈的事情，我国一直在整顿药物审批流程，也一直在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药监局的领导洋洋洒洒说了不少，话虽婉转漂亮，实际还是既诉苦经又倒苦水，反正就是大叹医改不易，政府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刑鸣不至于公开挑战国家政府部门的权威，耐心容对方讲完，才就对方所提到的难处逐一发问——几个问题是一针见血三针见骨，虽不至于让药监局的领导下不来台，但到底没能掩住那点锋芒，犀利了。

中美药监局的差异能说两句，譬如药企递交临床试验申请的回复时间、药监局办事人员的人数与学历构成；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有的探讨，譬如制药公司每经一道经销商就得溢一次价，公关费与回扣都是算入成本的一大笔开支。

数据够详实，主持人够冷静，既是争论也是探讨，场面激烈，枪林弹雨。

节目的结尾处，刑鸣甚至出人意料地请上了小星星和她的母亲，当年那个对镜头嚎啕大哭、令全国观众倍感心酸的小女孩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但依稀分辨眉眼，仍留存几分天真稚气。

给一棒子赏颗糖，这一桥段设计得是很鸡贼的。一来观众喜见“善有善报”的结局，二来大台有大台的风范，大台有大台的顾忌，在明珠台这样的地方当主持人，有点八股取士的意思，有些话能大大方方地说，有些话能拐弯抹角地提，有些话却是一个字也不能透露，刑鸣开头骂了药监局，虽然玩了机巧圆了回来，但如果节目通篇儿都在质疑现有的法律与制度——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刑鸣问星星的母亲，现在星星的病情怎么样了？

星星的母亲回答，现在透析可以报销，花的钱比以前自助透析室还少，而且不少公益组织也一直关注星星的病情，可能明年就能换肾了。

“2012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大病保险的补偿政策首次进入公众视野；2014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向大病保险转移，各地医保中心接连下发通知，提高常规血液透析标准和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5%。”

“2014年11月，抗癌药代购案的社会影响不断发酵，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中新增一条：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不仅为类似于陆勇或夏教授这样‘因善涉罪’的当事者留下了一定的出罪空间，更在法律途径为贫困患者这一弱势群体提供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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