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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感言与一些闲谈很长且有干货（第2页）

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大明实亡于万历”这样一个说法的（崇祯的辣眼睛操作姑且放下）。因为辽东奴变就是他一手弄出来，“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这导致努尔哈赤起兵时辽东地方的人民是不向着朝廷的，而向着建奴的。直到努尔哈赤在辽东地方搜杀抢掠，边民才觉得朝廷虽然混账，但总比野蛮人好，至少朝廷暂时只要你的钱，建奴是真要你的命。

除矿税监破坏辽东经济军事情况，他个人的“君主离线制”也是重要原因。李成梁起复之间，数易其帅，“抚臣皆庸才，玩悽苟岁月”，而“天子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各庸才里，最烂的两个人就是后期的李成梁和赵楫。李成梁自不必多说，养寇自重。而赵楫则“三十六年，赵楫弃宽奠新疆六百里，熊廷弼复勘劾罪，疏竟不下。”辽东抚臣烂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万历皇帝“置万几不理”，有恃无恐。

之后的萨尔浒惨败大锅也得神宗来背，他一手微操，非要打，搞出“圣旨逼哥舒翰出潼关”这样的戏码。（当然，杨镐和哥舒翰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最后弄得辽东兵事彻底糜烂，如果没有熊廷弼扛着，万历年间沈阳就得丢。

我这里再谈辽事是因为天启任用阉党，将党争推至高峰的起点就是辽东尽失。

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是万历开创的。阉党中的大部分人，原是齐楚浙等党派的余党，而东林党中的领袖们则多以攻击张居正起家。这里虚空索敌驳斥一个观点，我认为，不是因为党争所以神宗怠政，而是因为神宗想要怠政所以一手弄出神宗朝的各大党争。说“党争所以神宗怠政”，颇有些臣子代君父受过的意思。

天启初年，朱由校是重用了东林党的，“众正盈朝”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东林党盈了朝之后非要“痛打落水狗”，不仅以泰昌之死，对齐楚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斗倒方从哲，还顺着杆子往下扒拉，试图把敌党分子一网打尽。

就是在此期间，熊廷弼被黜，袁应泰代经辽东。熊廷弼一走沈阳就沦陷了。之后熊廷弼再起，而辽事已是再不可为。

天启二年，辽东尽失。三年，京察开启，东林党对齐楚浙等党派发起总攻。四年，魏忠贤起事阉党抬头，大规模迫害东林党人。

阉党于君是好的，但于国不是，那个时候官僚系统已经烂完了，而且被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几乎都是有气节有能力的干员。而深入参与党争，迫害齐楚浙等党人的魁首们，反而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活着）。

说天启之糜烂多因于前，不意味着我认同“翻案风”里的一种节奏，即“天启不死，大明不亡”这种说法。

他即位的时候才十四岁，初中生而已，而且他童年过得非常不幸福。泰昌对万历来说是“软蛋”，对天启来说就是“虐父”。这样一个少年天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当好家才有鬼了。

落水之前，辽东尽失，九边糜糜，天下民变，国库空虚，凛冬将至，大明朝气数已尽。

东拉西扯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天启皇帝不是明主，但也不该被说成一个不学无术、脑子里只有木匠活儿的文盲。

首先综合多方资料，我认为，朱由校开始学习的时间晚，但勤奋。

【《明史，列传一百二十八，韩爌传》天启元年正月，两人（韩爌和刘一燝）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

【天启皇帝的讲师丁绍轼在《讲筵恭纪诗》中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

【同丁绍轼言：皇帝日御经筵，询政事，字字商榷。】

......

其次，他应该是非常重视姊妹兄弟的。

【《明季北略》忠贤诬后父（张嫣他爹张国纪）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熹宗天启七年八月，上不豫。时魏忠贤张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见，谕以“吾弟当为尧舜之君”。】

基于以上，我将朱由校设定为一个悟性高（基于木匠活儿好）、好学、重视姊妹兄弟的好大儿。给他一个温柔的父亲，他又为什么不能成长为一个好孩子、好皇帝呢？

其他有历史原型的非原创人物的设定也基本比照，参考历史事实并适当演绎的逻辑。

比如李选侍，她的权力完全来自丈夫，泰昌捏住她，她就只是鹌鹑，有野心也没用。再比如魏忠贤，九千岁文化水平不高，但不是文盲，他野心勃勃，极度残忍，但并非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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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情节逻辑并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

首先是耶稣会。

根据多方资料，我将耶稣会设定为派，即保守派、改革派与少壮派。为了让各代表人物出场并铺垫耶稣会行事的基本逻辑，我用了不少篇幅，引发争议，但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曲解海外传教士，以及他们与大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部分读者对耶稣会的误解很深，甚至有人说耶稣会士凭着徐光启的便利偷了《永乐大典》去发展西方科技的。但事实是，《大典》的正本不知何处去（可能因为某次失火烧掉了），副本存留于皇史宬（司礼监管着），与其说徐光启汉奸，不如说九千岁卖国，而且《大典》嘉靖副本的大规模逸散发生在晚清，而非晚明。同时，《大典》是类书，和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大典》记载的不是明朝的科技成果，而是宋、元及以前的历象、方舆、明伦、理学之类的东西。与其说是西方人窃取了大明的科技成果，不如说是窃取了大元、大宋的科技成功。

在当时，对于耶稣会人来说，大明王朝就是一个地上天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也如此宣传大明。（当然，他们看到的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大多是有钱人，在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巨型繁华城市过着舒坦的日子，基本不会深入农村，结交的也是文人名仕。）如果大明持续存在，进行近代化改革，加入大航海的时代浪潮。东学西渐乃至驯化基督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中华文明确有驯化各种宗教的先例。

其次是科技。

有读者觉得晚明时期发展蒸汽机不合理，但其实是很合理的。世界上第一台投入使用的蒸汽机，是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newcomen）于1705年发明的纽可门蒸汽机，作用是抽水。它的结构极度简单，一个蒸汽发生器（锅炉），一个冷凝汽缸，一套木结构的传动装置以及两个需要手动操作的阀门。对于1620年的大明王朝来说，纽可门蒸汽机没有任何技术难度，是造得出来的。1769年基于纽可门蒸汽机改良出的瓦特于也不是太复杂，最重要的是，早期蒸汽机没有前置科技，知识方面的瓶颈有且只有对气压和真空原理的认识。可以说只要能炼铁就能造。连橡胶都没用上。（橡胶的硫化工艺是1839年美国人发明的）。

阻碍蒸汽机的发明与大规模应用的不是知识和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和市场的问题。纽可门机的发明是为了降低矿场的抽水成本，而在晚明时期则没有这个需求。对于当时落后的采矿业来说，根本不需要靠什么蒸汽机来降低成本，因为成本本来就低，排水采矿用人和畜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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