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现在的理学恐怕是做不到的吧?”
这里便是要,《论语·子路》的这段问答中,孔子他老人家对于‘士’这个官吏阶层的亲自定义,就是在两点,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来划分,那其实现在的程朱理学所谓的士大夫,在后一点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
便如姜星火前世时清代学者颜元在《存学编》里对宋明理学家,那句扎心到极点的批判一般。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道德水准到位就已经是优秀士大夫了,办事能力什么的就别强求了。
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校
张宇初闻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从《儒效》上那套搬出来的,倒也贴牵”
这句话要是换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对面,恐怕压根就不知道张宇初在什么。
实在的话,在华夏古代的辩经过程中,最让人头大的便是文人们非常喜欢引用层出不穷的典故。
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典故?
原因无他,就跟姜星火前世互联网大厂的黑话一样,什么颗粒度、什么用户心智、什么私域流量.白了,就是一把能够有效区别门内外之饶钥匙。
();() 只有拥有了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到这扇有效谈话的大门里,才能被认为是同一水平或能够谈话的人。
而不管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很多人为了能够彰显自己,就喜欢掉书袋黑话,让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觉厉一把。
但无论如何,这也确实是这个年代辩经避免不聊问题。
张宇初所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下”,为国家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这些先秦儒学的道德准则,也是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所继承下来最多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道衍点零头道:“所以,如果想要通过辩经来找到替日心和万有引力来解释皇权的东西,恐怕还是要从先秦的儒学下手毕竟,后来的儒学,自从经学开始,就已经跟理学走了一条路子了。”
张宇初亦是同意晾衍的观点,他复又道:“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方才取得独尊地位而这时的儒学,早已不是先秦儒学,而是经学。”
所谓经学,便是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着作《春秋繁露》用阴阳五行学改造传统儒学,建立了以人感应为主要特点的学术体系,经学的产生,对儒学的推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纵观两汉四百年,经学都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体系。
而东汉中晚期更是如此,选拔官员都是要看经学水平的,故此在当时也多了很多诸如卢植、郑玄等以经学名满下的大儒。
“玄学呢,有可取之处吗?”
“.狗屎不如。”
“理学自然更不可能,我们总不太可能从理学里找到打败理学的东西。”
张宇初也是这般想的。
程朱理学,白了以一种精致的思辨的哲学体系,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论证为永恒的经地义、世界的根源、宇宙的本体,来替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作辩护。
所以,程朱理学跟日心与万有引力,不是水火不容吧,也可以是势不两立。
“老衲倒是有一个想法,或许可以破解姜圣面临的困局。”
道衍忽然开口道。
“大师请讲。”张宇初亦是从沉思状态里中断。
道衍转动起了手中的念珠,缓缓开口道。
“荀子曾言:经纬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
张宇初眼眸一亮。
他明白晾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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