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摆摊式赠书（第2页）
梁太尉笑问：“太学师生也要赠送？”
我答道：“苏大学士是所有读书人心中的文曲星，太学生多为贫穷之人，每人免费赠送一本，也是殿帅替苏大学士资助贫寒，做个善心。”
梁太尉一听，十分受用，笑问：“李帅真是心细之人，连皇宫里也想到了。那就有劳李帅。”
我笑道：“皇宫里是殿帅想到的。我只负责印书。陛下和皇子皇孙皆有好学之风，送一些也是殿帅做臣子的本分。”
梁太尉大笑问：“李帅做人能够面面俱到，我先听说李帅出身行伍，是个粗人，看来是以讹传讹。哈哈哈！梁某能与李帅同在殿前司为官，真是三生有幸。今后，一切有劳李帅。”
我笑道：“皆听殿帅吩咐！。”
于是，告辞梁太尉。朝臣们的书，自有我派人照单放。至于外放之官，则派人散通告，通知他们方便之时派人前来领取。其实，送书是其一，散通告也是其一。不过是想替梁太尉传传贤名罢了。
那您肯定要问，县令以上官员、国子学师生每人赠送一本，这点书够不够？
我告诉您，够了。您肯定还要问：“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给您再算算。据记载，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五千人；到了景德（oo-oo年）年间，已达一万多人；而皇右（o-o年）年间，增加到两万多人。宋徽宗时期估计也就两万多人，不过两万五千人。
北宋前期没有太学，只有国子学。国子学是国立最高学府，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含七品）的子孙。小官和平民的孩子想上学，要么去私学，要么去某些州府兴办的地方官学。这样办学，社会阶层会越来越固化，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朝廷选拔人才。所以到了宋仁宗在位时，范仲淹搞新政，借鉴汉朝太学体制，在京城开封建了一所太学。这所太学主要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但也允许地方官学推荐上来的优秀平民子弟就读，最初招生人数很少，全校只有两百名学生。到宋仁宗快要驾崩的时候，太学生增加到了六百名。宋徽宗崇宁年间，太学规模再次扩充，朝廷在京城南门外营建了新校舍，“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建筑形制外圆内方，徽宗皇帝赐名“辟雍”，作为太学的预科。经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北宋太学的规模达至最盛，每年共有学生oo人。
也就是说，当时的七品以上官员加上太学师生不过三万人。所以我说，五万册书，足矣。
总之，一场售书、赠书活动下来，净赚五千两银子，可以补贴家用了。还为梁太尉争了一番好贤名，总算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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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为梁太尉争一番好贤名，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得与梁太尉搞好关系。这也是吴用哥哥临行时叮嘱过的：“高俅不学无术，管军几十余载，军纪松散，军心涣散。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厌战久矣。只有与梁太尉关系笃厚，方可协助管好禁军，保家卫国。”
其实，这只是其一。其二是，我知道今年是宣和六年（公元年），仅仅三年之后的靖康二年（公元年），北宋将亡于“靖康之难”。这三年时间，能否协助梁太尉练好禁军，保家卫国？我李铁牛压力山大啊！您不要看我比以前活得光鲜了，有资格耀武扬威了。其实，心里倒比以前苦闷了许多。
我李铁牛，一个粗鲁的汉子，以前的生活简单而快乐。我喜欢喝酒，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吹牛打闹。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什么烦恼。可是，这三年的变化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苦闷。梁太尉，那个曾经被我视为奸贼的人，现在成了我的上司，我还要主动协助他练好禁军，保家卫国。这个任务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这三年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可是一切都还没开始。禁军的素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我感到很内疚，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自己的过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却被束缚在这个任务里，无法自拔。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李铁牛，一个粗鲁的汉子，现在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自己的苦闷。我只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够找到一个答案，让自己不再那么痛苦。
哎！不说也罢。给您说了，您也鞭长莫及，也不能为我李铁牛减负。
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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