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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君三拜（第3页）

那个姓金的人更兴奋了，立即发表文章说，他的揭发，已经“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为此，他还在华北的一家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接下来的事情变得有点惊险。他们好像预判章培恒教授不会进来趟浑水，便由北京的一个盗版者领头，以我“剽窃”章培恒教授为理由，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起了一个把我“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运动。因为这个大会之所以在中国苏州召开，与我密切相关。大会的各国组织者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怕他们到会场外面聚众闹事，便安排我避开会议。

谁知，章培恒教授本人在最短时间内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

他以当事人身份发布最权威的结论，所谓“剽窃”云云，纯属“蓄意诬陷”。

就在这时，一位记者打电话给姓金的人，说我的原著中并无任何“剽窃”痕迹。谁知那个人回答：“我当时有点想当然”。他居然没有任何歉意。

记者发表了他“想当然”的遁辞。但是，全国那么多参与诬陷的报刊，都假装没有听到。

稍懂法律的人一看便知，有了章教授本人的证词，再配合相应的物证，我只要到法院起诉，被告必输无疑。而且，由于诬陷的内容是“剽窃”，又牵涉到那么多媒体，牵涉到国际会议，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刑事案件。按照英国法院处理《世界新闻报》事件的标准，应该还有一批报社、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要进监狱。

反之，面对这样重大的刑事犯罪，我如果继续忍气吞声不起诉，倒会让人产生疑惑。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起诉。

原因是，我仔细梳理了一遍事件始末，突然对那个姓金的人担忧起来。乍一看，此人太不像话，但再一想，不对。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正常思维，绝对不会这么做。

试想，章教授刚刚还在严厉批斥他，他却要做章教授的保护人，这已经够离谱的了；何况，他自己心里知道，所谓“剽窃”，是彻底的捏造。把这种捏造发表到全国那么多报刊，他怎么会一点儿也不害怕？

世间当然也有人为了巨大的利益而不顾一切，铤而走险，但是，他抛出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捏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哪怕一丝一毫？

说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都已经靠近我的推断：这个人，恐怕存在精神方面的障碍。

这种障碍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单维度的破坏性亢奋，不讲逻辑，不计后果，不问成败，不知羞愧，既不胆怯，也不后悔。三十多年前我作为受害人曾旁观过很多“造反派”首领的言谈举止，似乎都有一点这种特征。由此我早就发现，很多变态的政治事件背后，都埋伏着病理原因。

发现这一点并不感到好笑，反而觉得可怕。因为政治事件可以过去，而病根很难清除。

那个姓金的人，无论过去是否让人“不寒而栗”，现在也应该已经苍老，却卸不掉隔代的沉疴。于是，明明是历史的障碍，却成了他的精神障碍；明明是时代的疾病，却成了他的个人疾病。这，还不值得怜悯吗？

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上海长海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这个姓金的人，腰椎出了大问题，要动手术，正好由他主刀。我一听，连忙拜托他精心治疗，并说如果在医疗经费上发生了困难，我可以支援，但不要告诉病人。

姓金的病人引发了我的很多联想。是的，我们历来认为最可恨的一群，或许也是最可怜的。粗粗一算，除这个人之外，这么多年来那五六个已经出了名的“批余专业户”，至少有三个早已明显地表现出精神障碍，他们的同事都主动向我提供过大量令人喷饭的笑料。另有两个，则因陷于戏剧、小说的低级幻觉而患上了职业病，其实也很值得同情。

文坛本是一个精神病患的多发地，中国文坛更是。很多文人只学会了批判别人的本事，没有任何谋生专业，在转型时期患上了“恐慌性疯癫”。出现这些情况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媒体。大概是从二十世纪的末尾开始，我国很多文化传媒和文艺出版社，为了发行量而大肆寻找刺激，便把那些特别喜欢用文字攻击他人的精神失控者当作了宝贝。其实仔细一想，他们这样做，最对不起的，并不是被攻击者，反倒是那些精神失控者本人。支使这些病人在公共领域如此疯疯癫癫地触法、犯法，很不人道。

我由于看得太多，心生悲悯，从不反驳精神失控者，就连他们出版了一大堆“找不出十句真话”（杨长勋教授评语）的诽谤书籍，我也完全不理。我很健康，不怕蒙污。如果我还手了，份量就会太重，人家毕竟是病人。

悯世则无心清己，救溺则无惧湿身。为此，我还破例接受邀请，担任了上一届世界特殊奥运会的文化总顾问。“特殊”，是指智障。为了构思那场后来震动国际的开幕式，我与很多外国专家探讨了很久。他们都惊讶我对智障者的熟悉程度，以为我亲族中有这样的人。我摇头，然后告诉他们，这些年来，托中国文化传媒和出版社之赐，我已经近距离地观摩过大量进攻型的智障人群。我必须从整体上帮助他们。

我估计，章培恒教授也看出了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病理原因”，因此他在一篇篇文章中绝不和金某人对话，只是向着上当的民众宣布学术结论，并厉声地责斥那些传媒。

但是，无论如何，让这么一位七十高龄的大学者去面对一堆精神错乱的文句，我至今想来还十分心疼。

五

幸好，世上一切劣行都有可能引出美事。

那个人和那些报刊为了伪造，硬把我的戏剧史和章培恒先生的《洪昇年谱》扯在一起，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埋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

事情还要回到二十八年前，一九八三年。那年，章先生还只有四十九岁，我三十七岁。我们两人，同时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他的获奖作品，正是《洪昇年谱》；我的获奖作品，是《世界经典戏剧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

现在社会上评奖太多，谁也不当一回事了。但在二十八年前，情况完全不同。“文革”灾难过去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学术界人数不多，开始有机会抱着悲凉的心情从头收拾极为稀少的已有成果了。可以奖励的项目，很难寻找。

在这番艰难的寻找中，有一个禁区边缘的倔强生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

这个禁区，就是作为“文革”起点的戏剧领域。不管是《海瑞罢官》，还是“革命样板戏”，都成了生死的符咒、全民的蛊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十年浩劫，在整个文化领域，最大的罪名和最大的勇敢，都是出于对那几台“革命样板戏”的态度。很多人为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这股巨大的极端主义浪潮，在“文革”之前、一九五七年之后已经很有势头。在那种气氛下，研究戏剧史论，就需要一点嶙峋风骨了。

章培恒先生恰恰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头顶着与“胡风集团”有关的政治恶名，开始研究清代昆剧作家洪昇。当时，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学者在做类似的事。因此，一九八三年的评选，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了戏剧，而是对一种文化气节的重点检视。

那次获奖的著作有二十部，但其中有一半作者，已不在人世。当那些去世者的家属上台领奖时，全场一片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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